Monday, October 13, 2008

科学史上著名公案——谁发现了艾滋病毒? ZZ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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科学史上著名公案——谁发现了艾滋病毒?

·方舟子·

10月6日,法国病毒学家吕克·蒙塔尼和弗朗索瓦丝·巴尔-西诺西由于
发现艾滋病病毒,与发现人类乳头状瘤病毒的德国医生哈拉尔德·楚尔·豪森
分享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。消息公布后,美国病毒学家罗伯特·盖洛在接受
美联社采访时,对自己未能获奖表示失望。为了艾滋病毒的发现权,盖洛与
蒙塔尼已争夺多年,在卡罗林斯卡医学院做出决定之前,孰是孰非其实已有
了结论。

1981年,几个实验室分别报告在同性恋青年男子群体中诊断出一种新的
传染病——艾滋病之后,在世界各地开始了一场鉴定、分离其病原体的竞赛。
1983年1月,法国巴斯德研究所的蒙塔尼、巴尔-西诺西及其同事首先在巴黎一
名患者的淋巴结分离出了病毒。他们先是发现其淋巴细胞中有反转录酶,表
明感染了反转录病毒——人和其他大多数生物一样,遗传信息的传递是从DNA
传到RNA,这个过程叫转录,但有的病毒反过来,遗传信息是从RNA传到DNA,
称为反转录,这个过程由反转录酶控制,所以检测到反转录酶,就表明存在
反转录病毒。随后,他们在电子显微镜下看到了病毒的实体。蒙塔尼实验室
在1983年5月20日出版的美国《科学》杂志上报告了这个发现。

同一期的《科学》还发表了三篇有关艾滋病毒的论文,两篇出自美国国
家癌症研究所盖洛实验室,一篇出自哈佛医学院米隆·艾萨克斯实验室,这
三篇论文都认为艾滋病是由一种能引起癌症的反转录病毒“人类T细胞白血
病病毒1型(简称HTLV-1)”引起的。这种病毒是盖洛实验室在1980年发现
的。1982年,盖洛实验室发现了该病毒的2型HTLV-2。蒙塔尼向盖洛实验室
要来这两种病毒,以便与他们发现的艾滋病毒做对比。

1983年夏天,蒙塔尼实验室确认他们发现的病毒不是HTLV,而是一种新
病毒。他们将它命名为“淋巴结病相关病毒(简称LAV)”。9月,他们开发
出了检测血液中是否含有艾滋病毒的检测方法,并申请英国专利。12月,他
们也向美国专利局申请专利。这一年9月,蒙塔尼到美国冷泉港参加会议,
报告他们对LAV的发现。他把LAV病毒株交给盖洛,并签署了一份合同,声明
盖洛实验室只能用它做学术研究,不能用以商业用途。

1983年秋天,盖洛实验室从美国艾滋病人身上分离出了病毒。他们仍然
认为艾滋病毒是HTLV-1,其报告将发表在1984年5月11日《科学》上。但是在
该论文发表之前,1984年4月,盖洛和美国卫生与人类服务部突然宣布发现艾
滋病毒是一种新型的HTLV病毒,他们称之为HTLV-3,论文将在1984年5月4日
的《科学》上发表。他们同时宣布开发出了检测艾滋病毒的方法并申请专利。
1985年5月,美国专利局授予该专利,而早几个月申请的巴斯德研究所却奇怪
地没能获得专利。

1985年1月,蒙塔尼和盖洛实验室几乎同时分别发表对LAV和HTLV-3的基
因组序列的测定结果。二者极为相似,只有1.8%的差异。但是与HTLV-1和
HTLV-2有很大差异,说明艾滋病毒不是一种HTLV,盖洛实验室将之称为
HTLV-3是不合适的。一个命名委员会建议将艾滋病毒称为“人类免疫缺陷病
毒(简称HIV)”。1986年,盖洛和蒙塔尼由于发现艾滋病毒而分享拉斯克医
学奖,这是生物医学界仅次于诺贝尔奖的大奖。此前,盖洛在1982年已因发
现HTLV而获得拉斯克医学奖,成了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中唯一一位两次获得
拉斯克医学奖的人。

随着更多的HIV病毒株的基因组序列被测定,人们发现HIV非常容易发生
突变,从不同艾滋病人身上分离出的HIV序列存在较大的差异,而蒙塔尼和
盖洛实验室分离的HIV病毒株的序列几乎一致是很不正常的,这就不能不让
人怀疑盖洛实验室实际上是用了蒙塔尼实验室提供的病毒株。为此,1985年
12月,巴斯德研究所向美国法庭起诉,控告盖洛实验室和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
违反合同,将他们提供的LAV株用于商业用途,要求把检测专利授予巴斯德
研究所。这场官司持续了一年多,惊动了美国总统里根和法国总统密特朗,
在他们的主持下,双方于1987年3月底达成协议,平分专利费。

艾滋病毒检测专利的问题虽然解决了,但是艾滋病毒发现权的问题并没
有解决:盖洛实验室是否盗用了蒙塔尼实验室的病毒株?盖洛起初否认二者
是同一个病毒株,后来不得不承认二者相同后,又反过来指控蒙塔尼实验室
盗用了他的病毒株,他们不是曾经来向他要过HTLV病毒株吗?这个反指控非
常可笑,蒙塔尼实验室在收到盖洛实验室提供的HTLV病毒株之前,已经发表
了发现艾滋病毒的论文了。盖洛实验室的艾滋病毒株据称是米库拉斯·波波
维克分离出来的,对其来源波波维克一直含糊其词,后来干脆说是从许
多患者的混合血液中分离的,这种分离方法是很不正常的。1986年5月,盖
洛实验室在《科学》发了个更正,他们1984年5月4日登在《科学》上的论文
中,误把法国人提供的LAV株的照片当成了HTLV-3株的照片。

这究竟是个无意的失误,还是有意的造假呢?随着双方庭外和解,似乎
不值得再去追究了。但是,事态才平息了两年多,《芝加哥论坛报》的一篇
文章又把盖子给掀开了。《芝加哥论坛报》记者、普利策奖获得者约翰·克
鲁德森在1989年11月19日发表长篇报道,揭露盖洛剽窃巴斯德研究所的艾滋
病毒研究成果。这篇报道迫使美国政府调查此事。1992年,美国卫生与人类
服务部科研诚信办公室认定盖洛和波波维克有不端行为。但是到1993年11月,
据称在美国政府高层的干预下,科研诚信办公室撤销了对盖洛和波波维克的
指控,因为根据“新标准”,现有的证据不足以证明他们有不端行为。

1994年7月11日,美国卫生部终于承认“巴斯德研究所提供的病毒在1984
年被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的科学家用以发明美国HIV检测工具”,并同意让巴
斯德研究所分享更多的专利费。这一年盖洛离开了国家癌症研究所,到马里
兰大学任教,不过每年还能收取10万美元的专利费。

这个事件并不止是两个实验室在争夺学术荣誉,更是两个国家在争夺国家
荣誉和市场,艾滋病毒检测方法很快被用以血液的筛查,当时每年能有几百万
美元的专利收入。美国政府一开始就强挺盖洛,所以盖洛的专利申请比法国的
晚了几个月却能获得专利,在事情败露之后又采取息事宁人的做法,拖了10年,
由于媒体的介入,才有了官方调查和结论。盖洛实验室的利益变成了美国政府
的利益,这造成了严重的后果。科研诚信办公室曾经严厉批评盖洛的所作所为
“严重地阻碍了艾滋病研究的进展”,但盖洛的所作所为还不是因为有政府的
撑腰?

2008.10.8

(《经济观察报》2008.10.13)

(XYS20081012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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